记者近期在陕西省周至县采访发现，被誉为猕猴桃之乡的周至县，果农种植的猕猴桃依靠膨大剂增产。2010年周至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30.7万亩，总产量25万吨。一些果农依靠膨大剂能使猕猴桃净增产三分之一，全县产量超过8万吨，而且当地超过90%的果农均采用膨大剂增产，以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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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膨大剂”不是第一次了，然而，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农民难以摒弃的所谓“商品果”的标准。如果大小不达标，贵贱都无人问津，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膨大剂”得以长期生存下来。
“正常生长的猕猴桃，成熟之后大小应该和油桃差不多大小，重量在四五十克左右，如果水分和营养非常好，大的也可以长到100克。而蘸了药的，大多数可以长到80克到140克左右，大的甚至超过200克。”陕西省周至县一位果农对记者说。
6月5日，正处在“膨大剂”舆论漩涡中的中国猕猴桃之乡周至县，县城的主要街道上挂满了“禁止使用膨大剂，提升高品质量”、“增强果品质量意识，树立周至猕猴桃对外良好形象”、“坚决禁止使用膨大剂，促进猕猴桃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标语。
周至县电视台也时不时地插播县政府关于禁止使用膨大剂的公告。
离县城十几公里的马召镇，大红标语依旧高高悬挂，一位果农却告诉记者：“全村没听说谁家不用膨大剂，不‘蘸药’不行，果实大小达不到‘商品果’要求，贵贱没人要。”
得了“癌症”的树
马召镇农民姜惠（化名）家里有5亩猕猴桃，前几天她刚刚完成了“蘸药”这项艰苦的工作，就等着桃子再长几天之后“套袋”。
她所说的“蘸药”就是让每个猕猴桃的幼果在“大果灵”里蘸一下。而被村民们称为“大果灵”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膨大剂，主要作用是加快果实细胞快速分裂，让果实达到“膨大”的效果。
6月6日，楼台镇一位果农孙兴（化名）告诉记者：“蘸药时间就那么几天。就如同小孩会有一个高速生长期一样，大果灵是在果实成长最快的那个时期使用。”
多位果农告诉记者，被媒体曝光使用“膨大剂”的那些天，刚好是蘸药的最佳时期，现在基本上都蘸完了。
记者走访了县城多家种子农药经销店，架上都没有看到膨大剂的影子。一位销售员还特别警惕地说：“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卖过。”剩下的不愿意多说。
膨大剂的使用，虽然增加了产量，带来了“效益”，但却伤到了树。
果农反映，刚开始使用大果灵的时候，不清楚用量，第一年疯长之后，第二年树就死了。后来，才逐渐摸清了大果灵的用量，让果子增收的同时，树还不至于死掉。
孙兴所在的村是县里的明星村，有县政府搞的猕猴桃产业示范园。他告诉记者，多年种植猕猴桃总结出来的经验证明：控制大果灵的用量，让果子增产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果树一般都会活着。
但是常年处于“超负荷”生产状态下的果树，还是发出了抗议。
最近几年，猕猴桃树出现了一种致命的病，当地俗称“溃疡病”。树体流出红色的汁液，然后迅速死掉。
“尽管县里、市里甚至省里请了很多专家研究能治这种病的方法，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就像人得了‘癌症’一样，现在的药只能适当维持，但是无法根治。”
孙兴还介绍，这种病还可以在果树之间相互传染，一旦染病，必须从根部将树锯掉，然后拉走焚烧。如果没有及时发现，液体或者病变树体掉在地上，就会迅速传染给周围的树。“不论大树还是小树都会得这种病，最近5年病树很多，尤其是今年，更严重。”孙兴说。
“溃疡病”到底与滥用膨大剂有无关系，目前尚无确定的结论。但是任何生物脱离了正常的生长轨迹都容易出现病变却是个事实。
县城里一位市民告诉记者，即使是本地人也不容易买到小果子，也没有刻意去买过小果子，但是有一次去亲戚家吃过那种蘸药时漏过的小果，味道的确不一样，更好吃。
当地一位果农告诉记者，从外表很难区分是否用过药，比较好的办法是切开之后看果实的芯儿，空心或者芯很大很硬的就是蘸过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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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周至县楼观镇西楼村果农正用勾兑好的膨大剂蘸泡猕猴桃嫩果。
政府向膨大剂妥协
孙兴介绍，周至县大范围使用膨大剂不到10年的时间，最多的是近5年，政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教育和打击，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当地一位村民介绍，在刚刚使用大果灵不久，大约是在2002年，县政府曾经严厉地整治过一次，甚至各个机关都抽调人下去盯着，甚至把喷过药的树枝剪掉。
周至县猕猴桃贮藏协会会长姚宗祥说：“2002年我们可以说是基本上全军覆没，全县的冷库没有盈利的。”
政府2002年的严整收到了效果，当年，的确很多果农在这种政策下没有使用膨大剂。
但是问题出现了，收获季节，没有用过药的果实由于达不到采购商“商品果”的要求而滞销。
猕猴桃烂在地里，甚至被成筐倒掉。绝望的村民最后拉着成车的猕猴桃来到政府门前静坐。“猕猴桃倒在政府大门口，被踩来踩去。”
“政府不代表市场。”这是孙兴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市场上需要什么农民就得提供什么。”
“后来几年就管得没那么严了，今年又开始管，但是农民不敢不用。”姜惠对记者说。
储藏期变短，这几乎是所有当地人的共识，但是由于这几年摸清了储藏的规律，所以全部烂掉的事情一般不会发生了。
孙兴和姜惠这样的农民一般不会自己保存，“成熟的时候，会有很多果商来到我们这收果子，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孙兴对这次媒体曝光膨大剂一事表示了很大的担心和不满。
孙兴认为，首先，农民不知道膨大剂到底有多大的害处，专家到现在也没有明确说清楚；其次，周至县周边的户县、眉县也在大面积种植猕猴桃，如果只在周至禁止使用膨大剂，果子的大小达不到“商品果”的要求，客商肯定会放弃周至市场而转向其他市场。“这个时候记者这么一写，今年的市场很难说了。”
他最担心的是出口。孙兴所在的村子，猕猴桃种植早、品种多、质量好，也是当地政府优先推广的地区之一。“我们的猕猴桃出口到新西兰、俄罗斯、韩国、日本、加拿大等很多国家，甚至还有国外的大果商把我们指定为在中国的猕猴桃基地。这么一说，不知道人家还吃不吃了。”
“如果这次事情之后，大家都不吃大果子了，我们农民就自然不用膨大剂了。”孙兴说。
“不用药”的典型是假的
县城一位市民知道记者的身份后说：“你们可以报道，但是不是也报报农民有多辛苦？农民按照市场的需求种植，市场的任何波动，他们都是首当其冲承担风险的人。政府如果管不了市场，如果能让所有种植的地区都不用膨大剂也行，但是有的地方用，那么不用的地方就会受不了。政府不能一味地宣传政策，而不顾农民的死活。”
姜惠告诉记者，猕猴桃的打理非常辛苦，主要有四道工序最费力气：锄草、施肥、蘸药、套袋。草得随时除，施肥在三次左右，而后两项工作则必须在果实的特定生长期内限时完成，有多少个果子就得重复多少次这个动作。另外，猕猴桃对土壤的含水量要求苛刻，“涝了旱了都会死”。
与生产“毒馒头”的城市人不同，记者调查采访过的村民大多表示不知道使用膨大剂是否对身体有害。而且没有一个村民表示，会生产不蘸药的桃子留给自己吃：“我们也吃（蘸药的），吃的还都是卖不出去的畸形果、坏果。”
周一村，周至县的“名村”，县里的示范基地所在地，国家授予周至县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大牌子就醒目地竖在村里。
几天前有媒体报道，周一村400多户农户由于坚持不使用膨大剂，所生产的猕猴桃已经出口到多个国家。但是记者前往周一村暗访得到的信息却完全不同：“我们不蘸药，是喷药，大部分都得使膨大剂，不然市场不收。只有果商提前预定不用药的果子的时候才不用，今年有两家果商在我们这定了这种果，价格高于大果，以弥补产量上的损失。”
孙兴告诉记者：“膨大剂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日本人研制，但是却很快遭到日本政府的‘禁用’。后被引进中国，被广泛应用到各种蔬果品类。猕猴桃是最近一些年才用。”
百度一下“膨大剂是什么”看到这样的文字：日本协和发酵工业株式会社于1985年首先开发cppu，但因cppu在促进细胞分裂和增大的同时，出现了畸形果、果品贮藏期变短等问题，日本未将该产品在生产中使用，我国的研究人员却争相恐后的引入，中国农科院果树所80年代后期从日本引进，1992年农业部居然批了该产品。
“周至县政府管得了周至的农民，但是我们使用的膨大剂却主要来自成都和河南郑州。周至县就管不了了。而且膨大剂也不光用在猕猴桃上，还有很多作物都用，作用都是一样的，如果要禁也不是只禁猕猴桃，这需要国家出台政策。”孙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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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大剂失控
质检部门仅对其检测重金属残留和农药残留，对生长激素从未做过检测。因为即使检测了，由于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测出来的数据也不能表明是否超标
中国农科院果树所的研究人员不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曾经从日本引进的膨大剂，在食品安全领域草木皆兵的今天，引起了空前的关注。
2011年6月初，陕西省周至县因在猕猴桃种植中使用膨大剂而成为众矢之的。6月3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在猕猴桃生产中严禁使用膨大剂。
2011年5月，江苏省丹阳市瓜农的西瓜因使用膨大剂等原因发生大面积炸裂，一时间让很多人望瓜生畏。
更有专家指出，葡萄、甜瓜等果品使用膨大剂用于增产，目前我国已经有500多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在使用当中。
由三聚氰胺引发的食品添加剂问题余波未平，植物中的“添加剂”波澜又起，作为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的膨大剂，利弊如何衡量，究竟对人体有无危害，国家是否有相关检测，对于专家口中扑朔迷离的膨大剂，人们除了忧虑，更多的是费解。
舶来品被滥用
膨大剂的化学名叫氯吡脲，在中国农业部的官方网站“中国农药信息网”上，氯吡脲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氯吡脲最早由美国研发，日本于1985年开始生产和使用，登记范围为葡萄、弥猴桃、西瓜、甜瓜、茄子、烟草等作物。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从日本引进这种膨大剂，1992年获得我国农药登记，并开始在一些省份应用。
记者了解到，我国现批准生产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共有540多种，是全世界使用调节剂数量最多，限制最宽泛的国家。但是在日本，调节剂被严格限制使用，目前被批准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只有87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膨大剂目前在我国的使用已有滥用趋势。
郑风田说：“在日本和欧盟的一些国家，虽然允许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但是实际上这些国家对于安全性的研究，以及如何使用非常谨慎。”
除了安全性的隐忧，以增产为名的膨大剂，带给农民的，更多的是烦恼。
一些西瓜种植户坦言，今年西瓜种植中使用过膨大剂等植物激素的西瓜并不好卖。
据调查，一些地区的西瓜因为使用了膨大剂等植物激素，口感品质上有所下降，所以某些地区西瓜出现了一时滞销现象。
瓜农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使用坐果灵、膨大剂等植物激素，只要对着植物一喷，就能促进西瓜坐果，提高产量，还能省去不少人工费用。但是由于滞销，他们的总收入并没有提高。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也认为，果农使用膨大剂等植物生长激素是一种短视行为，“只看到眼下的增产，没有看到长期的对于品质的破坏力，这对农民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朱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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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体实验的结论
围绕膨大剂对人体有无危害的问题，业内尚无定论。
有专家论证，如果每亩瓜田喷施30公斤药水，那么需要加入膨大剂是0.22克至0.3克，如果亩产4000公斤西瓜，全部吸收0.3克膨大剂并且不分解，那么每公斤西瓜里膨大剂的含量是0.000075克即0.075毫克。
每只1公斤体重的大鼠可吃100公斤这样的西瓜无不良效应，如果换算60公斤体重的成年人，则是可以吃6吨西瓜。这个数据说明，植物激素的安全风险极低，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教授王月丹不那么认为，他收集了美国近20年来与生长调节剂，尤其是膨大剂主要原料氯吡脲有关的资料，发现氯吡脲在美国并没有注册，1999年，美国为查出墨西哥产葡萄里是否含有氯吡脲，对从加州入境的29家葡萄企业进行了抽检。这个事件让王月丹发现，植物生长调节剂作为化学物质，对细胞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王月丹看来，虽然针对调节剂的使用，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明确禁止，但是这并不足以论证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安全性。
王月丹告诉记者，很多化学物质是在使用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发现对人体有害，比如，敌敌畏这种剧毒农药最早用于农业生产，因为杀虫效果明显，提高了产量，一度被广泛使用，但是20几年后，被发现对人体具有强烈毒性，被禁止使用。
郑风田认为，现在这个技术，在我们国家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但是研究卫生、环境问题的专家没有任何的长时间观察的研究报告。
“很多化学制剂潜伏期是10年到20年，现在并没有相关人体实验证实膨大剂对人体无害，这就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郑风田说。
无标准的检测何用
1990年代后期，中国年施用调节剂面积就达到了两千多万公顷，目前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关于生长调节剂的安全问题还是一个界定模糊的状态。
一个巨大的产业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利益冲动在推动着这些添加剂的使用。现代农业越来越多地依赖现代手段，那么如何对这些添加剂进行有效的监管呢？
朱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由农业部门来进行相关检测，但是对于残留标准，并没有相关规定和管理。
郑风田也认为在监管范围内存在空白，“食品卫生法只覆盖到了加工类食品，对于同样是吃到肚子里的非加工类农产品，并没有覆盖到。”郑风田说。
中国的小农经济也是让监管难以实行的原因之一。
朱毅认为，中国目前都是以小农生产为主，小农的数量很多，规模又很小，所以一旦批准允许使用，就很有可能出现滥用的情况。那种形状异常、外观色泽美丽、味道差而平淡的农产品，一般都是使用催熟剂、膨大剂的结果。实际上，农民本身根本不知道各种膨大剂添加多少是合适的，导致市面上水果很不安全。
在日本，植物调节剂的安全性问题，由农林水产省下属的消费安全技术中心负责审查和验证。如果新产品没有定下安全标准值，要在厚生劳动省确认调节剂残留对人体的影响，并在环境省确认调节剂对环境的污染。而后，还需要和食品安全委员会将暂定标准值和世界共通的每天容许摄取量进行安全性比较，才能确定最终的标准值。
上海市农药检定所的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膨大剂等植物生长调节剂虽然有检测方法，但是还没有国家规定的检测标准，这也给执法过程带来了一定阻碍。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膨大剂等调节植物生长的激素属于农药，但目前农业部门抽检农产品质量时，并没有把植物生长激素纳入检测范围。
据了解，国际上不少国家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其中重要的一条措施是规定其在果品中的残留限量值。但是，我国目前有关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规定中，还没有包括残留限量的国家标准。
除了行业监管是盲区外，其使用标准、检测标准也是一片空白。
山西省农业厅农技推广站工作人员表示，以西瓜为例，膨大剂什么时候用，用多少量合适，没有标准。此外，质检部门仅对其检测重金属残留和农药残留，对生长激素从未做过检测。＂因为即使检测了，由于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测出来的数据也不能表明是否超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