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10月刊，也是Esquire创刊第1000期上，这本杂志推出了一个“最伟大的目录”，里面是刊登于Esquire过去999期里最经典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Tom Junod的这篇《坠落的人》（The Falling Man）。这篇刊发于Esquire2003年9月刊的非虚构报道，还原了911事件中最令人唏嘘的照片背后的故事，The Falling Man也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Richard Drew
照片上，他像离弦之箭从天而降。他已经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了，但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他是以拥抱大地的方式与人类诀别。那一刻，倘若他不是高空坠落的话，那他一定是在空中自由地翱翔。在与气流急速摩擦中，他看上去神态轻松，动作舒展。他看上去没有被地心引力的魔爪所挟持，淡定面对生命的终结。他的双臂伸向身体一边，略微朝外，出于本能屈起了左腿；白衬衣，外衣或是工装外衣，摆脱了黑裤子的束缚随风扬起；脚上穿着黑皮鞋。而在其他一些照片上，那些同他一样从天而降的人，在与死神最后搏斗时却显露了巨大的恐惧和无奈，在若隐若现的宛如巨像般的世贸双塔的映衬下，他们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坠落中，有些人的衬衣和鞋子脱落后随风扬起；他们看上去困惑和迷惘，就像是要从山顶一侧跳海逃命。但这张照片上的人却与那些人形成鲜明对照，他是垂直而下，与身后的建筑群控制线完全一致，劈开且均分了这栋庞大建筑：照片中，他的左侧是世贸北楼，右侧是世贸南楼。虽然他无法知道自己在坠落中完成了一个平衡几何图形，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是创立一面新旗帜的核心，这是一面全部是钢筋组成的旗帜，在阳光映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有些人从照片上看到了一种超凡的坚毅和勇气，一种听天由命的襟怀；而另外一些人却从照片上看到一种为追寻自由而表现出的怪异和恐惧。从他坠落的姿势上看，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从容面对死神的来临，义无反顾，好像他就是一枚导弹或一支长矛，自己可以决定目的地。照片拍摄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41分15秒，他的坠落速度是每秒9.75米，时速超过了241公里。照片上，他全身僵硬；而在照片之外，他在坠落，一直在坠落，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摄影记者理查德·朱用长镜头捕捉到的一张照片。他谙熟历史，具有一种有别于他人的判断力。他预见了照片刊登后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在现实世界中，历史往往是在恐惧和混乱中创造的，所以只有像他这样的职业见证人才能镇定自若地记录下历史。他遇事向来沉着冷静，这是他年轻时就养成的性格。总统候选人鲍比·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头部中弹时他就站在他的右后面，那年他只有21岁。肯尼迪的血浆溅到了他的西装上衣上，但眼前的一切没有让他产生惊恐，他跳上桌子，抓拍了弥留之际的肯尼迪，埃塞尔·肯尼迪抱着丈夫，乞求包括他在内的摄影师不要拍照。
理查德·朱在抓拍时从来不会听从劝阻。尽管他迄今仍保存着那件沾着肯尼迪的鲜血的上衣，但他从未放弃过拍照。他受雇于合众社，是一名新闻记者。跳入镜头的画面由不得他来舍弃，因为没人知道何时才能创造历史，你只有先用镜头记录下来。生命的去留由不得他来辨认，因为手中的相机不具备这种识别力。他也从事商业人体摄影，2001年9月11日的上午，他当时就在拍摄人体写真。合众社委派他去曼哈顿布莱恩公园拍摄一组孕妇时装秀。一定能引起轰动，他说，“因为都是怀了孕的真模特。”那年他54岁，戴着眼镜，头发稀疏，胡子花白，头脑顽固。干了一辈子摄影，他学会了一种既温文尔雅又粗暴无礼、既循循善诱又不胜其烦的做事风格。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拍摄时装秀，正不断“开辟新领地”时，突然从一个CNN摄影师的耳机里听到有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北楼，这时他的编辑也给他的手机打来电话。他立即把摄影器材装进包里，冒险搭乘地铁进城。尽管地铁还在运营，但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在钱伯斯街站下了车，抬眼望去世贸双塔笼罩在滚滚浓烟中。必须开辟新领地，他径直朝西走去，赶往救护车集中的地方，因为救护人员“一般不会一脚踢开你”。他听到了人们喘着粗气。摩天大楼里的人正在跳楼，地面的人惊恐万分，喘着粗气。他站在警察和救护人员之间，使用一个200毫米的镜头抢拍。每次听到喊声，“又下来一个。”他便从取景器上看到一个从天而降的人，他追踪着目标，连续抓拍了9到12张。他一共拍摄了10到15个跳楼人。这时他听到世贸南楼发出了隆隆声响，随即他在取景器上清晰地见证了轰然倒塌的南楼，烟尘蔽天，呛得人喘不过气。他从救护车上抓起一只防毒面罩，接着拍摄世贸北楼的楼顶，“爆炸掀起了蘑菇云”，爆炸碎片像下雨似地铺天盖地。他突然有了一种特别的冲动，急于想看到自己刚才抓拍到的照片。于是他加入了撤离的人群，朝北一路小跑，赶往洛克菲勒大厦的办公室。
在合众社办公室里，看不到一点恐惧和紧张。相反，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正在创造历史的表情。办公室与先前一样拥挤，但此刻却出奇地平静，每个人都在忙碌手头工作。理查德·朱自然也不例外：从机身取出存储卡，插进笔记本电脑。突然，他发现了一张极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跳楼照片。至于其他照片，已经没必要看了。“编辑图片就是寻找构图，”他说，“这张照片上的人，跳楼姿势垂直和对称，表情也非同寻常。”
他把这张照片上传到了合众社的服务器上。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在第7版刊登了这张照片，随后全美国和全世界的数百家报纸都转载了这张照片。可是照片中的坠落人，其身份却无人知晓。
第一架飞机撞到北楼并引发大火后，一些人便爬出窗户跳楼，一个一个接踵而至，直到北楼坍塌才结束。他们从破碎的窗户，后来是自己打碎的窗户上一跃而下；他们为了逃避烟雾和大火一跃而下；他们在屋顶倒塌和地板塌陷时一跃而下；他们为了在死亡来临前喘上口气一跃而下。他们从大楼的四面八方，从大楼受到重创的那个位置四周，连续不断地往下面跳。他们从马什·麦克伦南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跳了下来；从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券经纪公司的办公室里跳了下来；从106层和107层的“世界之窗”餐厅的窗户跳了下来。在一个半小时内，他们呼喊着从楼上纵身跳下，不是集体跳楼，而是接踵而至，后面的人是从前面的人那里找到了跳楼的勇气。一张在远处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像跳伞者那样按照一种完美的顺序从天而降，3个垂直落下的人，彼此间距相等，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正如一些报道上说的那样，他们确实想跳伞逃命，但坠下的冲击力撕碎了他们手中的窗帘、桌布以及胡乱抓到的化纤物。显然，他们在坠落时头脑清醒，或者至少还活着。一个跳楼者砸在了地面上的一个救火队员的身上，致使后者当场毙命。当麦克神父正为这名救火队员的尸体涂油做临终祈祷时也不幸被坠落者击中身亡，那张救火队员从碎石堆中抬起神父尸体的照片曾让许多人潸然泪下。
在大多数美国报纸上，理查德·朱拍摄的那张跳楼者照片只刊登过一次。《华兹堡星球电报》、《孟菲斯商业呼声报》和《丹佛邮报》都曾被迫对刊登这张自杀者照片进行过辩解。人们指责这些报纸剥夺了跳楼人的尊严，侵犯了他的隐私，让他一丝不挂地裸露在读者面前。许多读者一边谴责，一边询问同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是谁？尽管他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圣英雄，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不久，《多伦多环球邮报》派一个名叫皮特·切尼的记者前去调查，想揭开笼罩在人们心中的这个谜团。这任务几乎让切尼处于绝望和崩溃的边缘。纽约市的墙上到处都贴着失踪者或死亡者照片，在多如牛毛的照片中寻找那个跳楼人如同大海捞针。于是，他把这张模糊的数码照片送到洗印店进行了高清晰度处理，研究后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照片中的人不是黑人，只是皮肤黝黑，像个拉丁人。他留着山羊胡子，黑裤腰上飘起的白上衣并不是衬衣，而是类似餐馆服务生穿的那种束腰外衣。世贸北楼顶层的“世界之窗”在9月11日那天死了79名雇员和91名顾客，那个跳楼人很可能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呢？晚上，切尼在餐桌上和朋友们讨论起这个问题。他和朋友们告别后，一个人走过时代广场。那是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8天，时间已近午夜。到处都是失踪者的招贴，但切尼的眼睛却死死盯住了其中一张，对他而言这张失踪招贴具有特别的意义：上面说寻找一个在“世界之窗”工作的糕点师，失踪时穿着白色束腰工装，脸上留着山羊胡，拉丁人，名叫诺伯托，家住在昆斯市。第二天，切尼拿着这张照片，按招贴上的联系地址找到了其家属，准确地说是诺伯托的哥哥姐姐。他们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诺伯托，姐姐在那个可怕的上午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很多人跳楼，她从其中一个跳楼者的姿势和模样上判断，此人就是她的弟弟诺伯托，他跳楼的样子很像奥运会上的跳水运动员。所以，她一看到照片马上便确认了死者的身份。现在，切尼需要与诺伯托的太太和他的3个女儿最后核实。但她们拒绝与切尼见面，尤其当诺伯托的躯干和一条胳膊经DNA检测确认了身份后，她们更不愿再说起这件伤心事。于是，切尼决定参加诺伯托的葬礼。在葬礼上，他把这张照片直接拿给了3个女儿中的老二杰奎琳，她草草地看了几眼，然后盯着切尼，命令他马上走开。
切尼迄今还清楚地记得她当时说的话，愤怒中充满悲哀：“这狗屎照片上的人不是我父亲。”
对这张照片——以及这类照片——的敌视很早就有，而且根深蒂固。有位母亲在安慰看到跳楼人后心烦意乱的孩子时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们是正在飞翔的小鸟，宝贝。”比尔是救火队的2号人物。他曾追上一个拍摄跳楼录相的路人，命令他关上机器。“你还有人情味吗？”他大声质问拍摄者。随后，大楼坍塌，比尔倒在了废墟下面。那天，人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录像，真实记录了历史的瞬间。全世界都目睹了世贸北楼的跳楼者。许多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了这悲壮和凄惨的一幕。出于对死者和其家属的尊敬，这类照片随即全被删除了。CNN曾实况转播了跳楼人的画面，但新闻转播室的人马上意识到直播将给公众带来负面影响，随即卡断了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现场画面。
《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分别对世贸中心的跳楼者人数做了统计，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统计的人数太过保守，是依据记者拍摄到的跳楼者统计出的人数，大约50人。而《今日美国》是根据目击者和影像资料统计出的跳楼人数超过200人，官方并未否认这个数字。如果《今日美国》的统计数字准确，那就是说在9·11那天，共有7-8%的死亡者是从世贸中心跳楼摔死的。具体到跳楼人数最多的世贸北楼，每6个死亡者中就有一个是跳楼毙命的。
你如果打电话询问纽约医疗检查办公室推测出的跳楼人数，他们马上劝告你：“没有！那天落下的人都不是主动跳下的，而是被爆炸气浪炸出大楼，或是被吹出大楼的。”
理查德·朱拍摄的这张坠楼者照片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其实，照片中的坠落人既不像离弦之箭那般精确无误，也不像奥运会跳水队员那般姿态优美，与一般跳楼自杀者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在坠落过程中拼命地挣扎，因绝望导致身体扭曲变形。但是，这张照片中的跳楼人与世贸大楼的轮廓最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完美诠释了摄影师本人对人性的解读，这才是照片的最大亮点。
但在他拍摄的余下照片里，我们崇尚的人性出现了扭曲。摄影师本该根深蒂固的美学理论出现了理解偏差，并没有逃脱人的局限性，他在惊恐中只顾在取景器上寻找水平直线了。在这组连续抓拍的系列照片中，跳楼人曾两次面朝镜头，此后巨大的风力扯开了他裹在后腰的白上衣。这么看来，当初《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记者切尼凭借这张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跳楼照片揭开死者身份的思路是对的。跳楼人皮肤黝黑，脸上留着山羊胡，像个食品公司的工人。他身材削瘦，面颊细长，又像个中世纪的救世主，由于风力的作用才导致他面颊扭曲。9月11日上午，“世界之窗”的79名员工在恐怖袭击中丧命，21名为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券公司提供餐饮服务的“福迪食品公司”的员工丧命。死者中绝大多数是拉丁人，浅皮肤的黑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多数人梳着黑短发，留着小胡子或是山羊胡。凭借照片中的死者特征确认其身份本不该是一件太过复杂的事情。照片中的死者有一个最别于他人的特征，他在白色外衣里面穿了一件橘黄色衬衣，当残忍的地心引力掀开了他的白色套头衫时，我们看见了里面的一件橘黄色衬衣。但没有人知道他身上的束腰衣或是外衣是不是脱落了，或者坠落时他身上的白衣服被撕成了碎片。可任何人都从照片上看到他当时穿着一件橘黄色衬衣。如果他的家人看到照片，一定能想起他生前是否有橘黄色衬衣，甚至能回忆起他那天是否穿着这件橘黄色衬衣去上班的。
这不该是什么难题。或许某个认识他的人能够回忆起他那天早晨是否穿着一件橘黄色衬衣；或许某个幸存者能替我们揭开谜团。
凯瑟琳在父亲的葬礼上没有看记者夹在胳膊下的照片。她妈妈尤劳吉娅也没有看。只有姐姐杰奎琳看了一眼，然后勃然大怒，轰走了那位可怜和无辜的记者。但此后，这张照片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们。诺伯托生前对她们充满了挚爱，他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和她们“永远在一起”。但悲剧打碎了这个曾经温馨祥和的家，这张家喻户晓的跳楼者照片让母女们陷入了凄惨的悲哀之中。倘若诺伯托还活在世上，那他们一家还会住在昆斯市那条最熟悉的街区上。而现在，尤劳吉娅太太和女儿们只有忍痛割爱搬到了长岛。16岁的女儿塔迪娜长得最像父亲诺伯托：宽宽的面颊，黝黑的眉毛，厚厚的黑嘴唇，不苟言笑。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她每晚都梦见父亲，总听见有人在枕边窃窃私语，说她父亲是跳楼自杀的。她精神恍惚，无法自拔，无奈全家搬到了长岛。
诺伯托绝对不会从窗户跳下去的，母亲和女儿们对此深信不疑。
世界各地读过切尼撰写的那篇追踪跳楼者的文章的人都相信，照片上的人就是诺伯托，他就是从世贸大楼的窗户跳下去的。人们写了许多赞美他跳楼的诗篇。很多人打来电话提出捐款，并想与她们见上一面。但他不会跳楼的，家人最了解他，跳楼人绝对不是她们的爸爸。“他一直想着回家。”一天早晨，在挂着许多父亲照片的客厅里，女儿凯瑟琳娓娓而谈。“他一直想着回家和我们团聚，他知道从窗户上跳楼是回不了家的。”凯瑟琳是个可爱的姑娘，22岁，皮肤黝黑，长了一对褐色眼睛，穿着T恤和运动裤，脚上蹬着一双拖鞋，紧挨着妈妈坐在长椅上。她妈妈是酱色皮肤，铜色头发紧贴在脑袋上，穿着一身点缀着蓝天和白云的套裙。尤劳吉娅太太在大部分时间说英语，遇到关键问题时，马上用西班牙语与女儿耳语，然后由女儿翻译成英语。“我妈妈说他死时一定在想着我们。她说自己能感受到他死前一直在想念我们。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奇怪，但她非常了解他。他们从15岁就在一起了。”尤劳吉娅太太知道，丈夫诺伯托不会因烟雾和大火就跳楼抛弃了她们母女，为与家人团聚他宁愿忍受任何痛苦和煎熬。她知道如果丈夫死了，那他的在天之灵一定正在凝视太太和女儿们的面颊。
为何这么确信呢？“我帮他穿的衣服。”尤劳吉娅太太用英语回答，脸上浮现出笑容，随即又陷入伤感。“每天早晨我都帮他穿好衣服。我记得那天早晨他穿的是绿内裤，黑袜子，蓝牛仔裤，戴着卡西欧表，上身穿了一件方格蓝衬衣。”她驾车送他到了地铁站。那他到了单位，不是要换衣服吗？“他在餐厅换衣服，”与父亲同在“世界之窗”上班的凯瑟琳说道。“他是糕点师，所以要穿白裤子或厨师裤子，就是那种黑白相间的格子裤。他穿白色外衣，里面套一件白色T恤。”那他穿过橘黄色衬衣吗？“没有，”尤劳吉娅太太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丈夫没有橘黄色衬衣。”
但有照片为证啊，照片上的人穿的就是橘黄色衬衣。想看看照片吗？凯瑟琳代妈妈回绝了，然后解释说：“妈妈不应该看。”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走到外面，一屁股坐到台阶上，然后示意：“请，请让我看看，快点，别让妈妈看见。”当她看到理查德·朱对这名跳楼人连续抓拍的12张照片时，突然惊讶得屏住了呼吸，轻喊了一声妈妈，这时尤劳吉娅就站在她的身后，伸出胳膊翻动起了照片。她一张一张地仔细端详，脸上浮现了一种既骄傲又轻蔑的复杂表情。“这不是我丈夫，”她把照片递给了记者。“知道吗？只有我才了解诺伯托。”她突然又要过照片，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终于摇了摇头，“画面上的人是个黑人。”她提出要这些照片，以便给那些相信诺伯托跳楼自杀的邻居们看看。这时，凯瑟琳双手抱胸，低头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们说爸爸是因为跳楼才死的，”她低声说道，“因特网上说爸爸是让魔鬼带进了地狱，我不知道如果那真是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肯定会垮掉，让他们在精神病院里找到我。”她母亲站在边上，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好斗的骄傲，阴云密布，一副哀愁。她关上屋门前恳求道：“请替我丈夫洗清罪名。”
在康涅狄格州，屋里的电话响了，一个女人拿起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想确认一下刊登在2001年9月12日《纽约时报》上的跳楼人的身份。“说说照片上的人长什么样？”她问道。男人说就是那张家喻户晓的跳楼照片。“是不是网上说的那张‘天鹅之跳’的照片？”女人又问。也许是吧，男人回答。“那就是我的儿子。”女人回答。
9月11日那天，她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们都在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卷经纪公司上班，而且坐在同一间办公室，背靠背地从事股票研究。但打来电话的男人告诉她，照片上的人可能是餐饮服务员，穿着白色上衣，跳楼时脑袋朝下。“那，那不是我儿子，”她说，“我儿子穿的是黑衬衣和卡其布裤。”
她知道儿子当天上班的装束，急于知道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两个儿子的性命，但她却没有勇气面对现实。9·11后，她不再看报纸了，也不再看电视了。新年前夕，她无意中拿起了一份《纽约时报》，上面刊登了一长篇全年大事回放，其中有一张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卷经纪公司的全体雇员聚在世贸中心残骸上的合影。从他们的举止和做派上，她好像又看到了两个儿子的身影。于是，她给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打去电话，让他放大一张高清晰度的照片，摄影师当即答应了她的要求。看着这张合影，她感觉儿子还活着，兄弟俩仍然在并肩工作，他们是好兄弟，也是好搭档。电话上的男人并没有问她的儿子是否也跳了楼，他只想知道这张照片上的跳楼人，况且他也得到了妇人的回答。
诺伯托家人认为跳楼是一种背叛，自杀背叛了其对家人的爱的承诺。而那位失去两个儿子的母亲却认为跳楼是一种无奈之举，不应受到任何怠慢。
诺伯托的女儿凯瑟琳觉得，她看到那组照片后就知道了跳楼人是谁，但她拒绝吐露这个人的名字。“那天他和妹妹在一起，”她说。“他告诉过妈妈他要照顾妹妹，他不该丢下妹妹自己跳楼。”她说他是个印度人，确认其身份很容易。他叫辛格，身材瘦小，一点都不像照片中的跳楼人。还有，他脸上没有蓄胡须。他在“世界之窗”的视听部门工作，那天应该穿着衬衣，系着领带，不该穿厨师才有的白外衣。采访了“世界之窗”的所有幸存者，没人相信照片上的人长得像辛格。
他有妹妹，所以他绝不会丢下妹妹自己而去。
“世界之窗”的一个经理看过照片后说这人叫格迈兹。几天后，他又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照片，然后否认了先前的判断。衣服不对，身材也不对。从穿着上看跳楼人很像莫罗或吉米奈兹。吉米奈兹在厨房工作，应该穿格子裤。莫罗在采购部工作，不该穿白色外衣。再有，莫罗身材肥胖。而在这张照片中，跳楼者只是微胖。在此后连续抓拍的照片中，跳楼人的体形几乎都被拉长了。
餐厅后厨的人，包括诺伯托本人，从着装上看与照片中的跳楼者不符，所以都被一一排除了。宴会服务生也许身着黑白色衣服，但没有人记得有谁长得像那个跳楼人。
2001年9月11日，“福迪食品公司”也失去了雇员。但他们的雇员全都在厨房工作，也就是说他们穿的不是格子工裤就是白色工裤，不允许任何人在白色外衣里套橘黄色衬衣。
但一个曾在“福迪食品公司”工作过的人记得，有个小伙子经常到他的柜台替坎特证卷公司的高官购买食物。他是个黑人，身材欣长，留着山羊胡子，穿着厨师外套，敞着扣子，里面套着一件橘黄色衬衣。
可在坎特公司，却没有人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当然，确认照片中的跳楼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打电话给任何一个跳楼人的家属，询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儿子或父亲或丈夫在地球上最后一天的生活情况，他们出门上班时是否穿了一件橘黄色衬衣。
但该打这样的电话吗？该问这样的问题吗？这会加重他们的痛苦吗？他们难道不认为这是对死去的亲人们的亵渎吗？难道会与诺伯托的家属见到照片后的感受有何不同吗？
布莱利在世贸中心的“世界之窗”上班。他的一些同事们在看过这张照片后说，他可能就是照片中的跳楼人。他是黑人，皮肤光亮，身高190厘米，43岁，脸上蓄着胡须，留了一撮山羊胡子。他太太叫希拉里，最小的弟弟叫蒂莫西。警察找到哥哥的尸体后，他前去确认。他一眼就认出了哥哥的皮鞋：他穿着黑色高腰皮靴。他脱下一只带回家，放在了车库里，以示对哥哥的永久怀念。
他知道很多有关那张照片的情况。他是纽约警察。哥哥死后，有人特意把刊登这张照片的9月12日出版的报纸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他一眼就看见了这张照片。出于愤怒，他合上了报纸，不再多看一眼。但他没有扔掉报纸，而是把报纸藏到了带锁抽屉的最底层。如同把哥哥的皮靴放在车库那样，以此作为对哥哥的怀念。
布莱利的姐姐格温多琳也知道照片上的跳楼人。报纸刊登这张照片的当天，她就看到了。她知道哥哥患有哮喘，烟雾和热浪可导致他窒息。
姐弟俩都知道哥哥一般穿着什么上班。他穿白衬衣和黑裤子，脚上是高腰黑皮靴。弟弟还知道哥哥有时侯会在白衬衣里套上一件橘黄色T恤。他喜欢那件橘黄色T恤，去哪儿都穿在身上。有一次，他跟哥哥开玩笑说：“你何时才能扔掉这破烂不堪的橘黄T恤呀？”
但当蒂莫西前去确认哥哥的尸体时，他只认出了那双黑皮靴，衣服已经无法辨认了。9月11日早晨，布莱利很早就出门上班了。临走前，他亲吻了还在熟睡中的太太。所以，他太太希拉里在那天早晨并没有看到他穿的衣服。当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后，她把丈夫的衣服全都打包送走了，没有清点到底少了哪件衣服。
那布莱利是那个跳楼人吗？也许是的。但他不该背叛挚爱从窗户上跳楼自杀。也许他在极度绝望中求得生命的解脱。也许他跳楼是为了早点赶回家与家人团聚。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跳楼，因为人人都知道上帝并不欢迎跳楼自杀的人。
哦，不！也许在那一刻，跳楼才是权宜之计。
是的，也许布莱利正是那个跳楼人。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确认的只是那最开始的一幕：2001年9月11日，9点41分15秒，一个名叫理查德·朱的摄影师抓拍了一个穿越时空从天而降的人。随即，这张照片刊登在了大大小小的报纸上。也许是出于上帝的意愿，此后它便销声匿迹了。再后来，这张在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照片变成了一座没有标记的坟墓，而掩埋在画面中的跳楼人成为了一名战争中我们永远不知其名的无名烈士。照片是我们对跳楼人的仅有的一点了解，但这却让我们每个人在恍惚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照片就是跳楼人的纪念碑，同屹立在世界各地的无名烈士墓一样，无休止地探究死者已经没有了意义。
本文发表于2003年9月美国《Esquire》杂志
文／Tom Junod 译／季风
